1965~1966

“四清”的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应的组织从省、县、公社（如今是乡）、生产大队（如今是村）依次是工作总团、团、队和组。每个工作组管一个大队，人员包括几个脱产干部（现在叫机关干部、公务员）和若干大学生，组长负责全面，其余人员每人分管一个生产队。人员充裕时会有一名脱产干部带一个大学生。

与以往下乡不同的是，工作组全体人员不集中居住，而分散住在各人负责的生产队某户贫下中农家里（成分是50年代土改时划定的），我的房东是单亲家庭：母亲和快结婚的儿子，儿子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那时算是比较可信的人了。因为有两个全劳力而没有吃闲饭的经济条件在队内算不错的，所以伙食还比较好。工作队统一规定我们每天交房东的伙食费金额，好像是0.3元，比学校里便宜多了。房东经济条件好的，吃得好些，很穷的吃得就差（我班就有那么个倒霉的）。大学生的房东是工作组选定的，一般不能更换。工作队进驻后，管运动（就是开会），生产由原领导班子管。其实我们这些大学生也不懂农业，即使农大的学生也不见得懂多少。白天大部分日子在组里开会研究工作，不开会的日子下田劳动，因为在中学里多次下乡务农，所以这事不太难，一些农民还惊奇，大学生居然会干农活！在那儿我连用橹摇船都学会了，能一扭一弯地摇着船到镇上去，当然要农民陪着。

我们班进驻的公社是水稻产区，一年三熟：春花、夏粮、秋粮，即使在那个年代，种粮是没有赚头的，队里的会计给我算过一本帐，收获的粮食按市价计算，能支付成本就不错了，但是必须种：一要缴公粮（这会计还挺有使命感，说种田缴粮是从古至今的规矩，天经地义的事），二要吃饭（那时候国家粮食只供应城镇居民不供应农村，除非遭灾）。幸亏那个地方能养蚕，靠卖茧子来钱。不过养蚕是件技术活，如果出了差错，蚕宝宝染了病，那就血本无归了。养多少张（蚕种是买来的，蚕蛾下种在一张纸上）也要估计准确，少养了收入少当然不好，但养多了也有风险。蚕宝宝在吐丝前特别能吃，如果这时候桑叶供不上，蚕宝宝挨了饿，就不会吐丝，即使吐丝茧子质量也很差，卖不起价钱，最糟糕的情况是完全不成熟，饿死了。因为各生产队养蚕基本同步（按节气定的日子），这时候各队的蚕宝宝都猛吃桑叶，那几天桑叶基本买不到，即使买得到，价钱很贵，这个批次的茧子成本就高得出奇，有些生产队只能倒掉部分以保证余下的蚕宝宝。所以每次养蚕都是全队关注焦点，会养蚕的少数农民报酬（工分）也比较高。我在村里只知道在养蚕了，那些养蚕的屋子是不进去的，怕万一蚕宝宝生病，麻烦就大了！

虽然打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旗号，但具体工作中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却不是理论问题，需要明确标准。当时就拿“六十条”做标准进行对照。这“六十条”的正式名称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也是中共中央文件，具体条文现在都忘记了，但一个关键点记得很清楚：“六十条”当时农民还是接受的，只是向工作队提出疑问：这几年政策多变，这回政策能维持多久？我们就引经据典地拿着“六十条”，说哪些是“六十年不变”、哪些是“三十年不变”。后来的事实是，1966年下半年，“文革”一起，“六十条”成了刘少奇搞的修正主义货色，批倒批臭！六十年不变？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从那时起，我再见到类似的说法、就嗤之以鼻！

那个年代，农民不准经商、不准外出打工，办厂更是天方夜谭。为了增加些收入，养鸡养鸭养猪都有，但这些家伙要吃的饲料绕来绕去离不开粮食，所以很受限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因为羊吃草就行。田间休息时，农民就背着草篓，在田间底边割草以回家喂羊。但是养羊也受限制：能割草的人不多，生产队也就那么点田地（我记得我在的队，人均也就两分多地），不能到外队去割啊，人家也要养羊的。所以母羊产下的羊羔，多数立即宰杀：羔羊皮卖给供销社还能值几个钱，羔羊肉也可同时卖，也可自己吃。当地风行给羊屁股记工分：因为羊圈里垫的草混合了羊的排泄物，是很好的肥料，规定这肥料一律交公，不准用在自留地里，生产队给每只羊记工分，参加年终分配！

农村的伙食虽然简单些，但最突出的优点是新鲜！在房东家里吃了大半年饭，有两顿饭的菜印象特深。一次午饭，家里没菜，母亲让儿子去竹园里掘几支笋来，从菜缸里捞出几颗腌菜，从笋出土到菜上桌，也就十来分钟，农村里也没味精之类，但这碗春笋雪菜味道好极了！另一顿就是新鲜羔羊肉了，味美、肉嫩，简直入口即化！

至于四清四不清，主要靠农民揭发，重点是清经济。基层干部贪点小便宜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大的贪污之类是很少的，毕竟经济总量就那么点，能揩油的空间太小。至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也就那么回事，看看当地“地富反坏右”老实不老实，干部们与他们是无划清界限等等，如此而已。

人在乡下，很少看报，更看不到“参考消息”。它是一份专门刊登外国通信社新闻报道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大陆报纸只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中苏关系好时还登些塔斯社的稿子，后来中苏反目，塔斯社也被逐出版面），但为了让领导干部掌握外界情况，就由新华社组织翻译国外新闻社的新闻稿，登在“参考消息”上，开始要县委书记才有资格看，六十年代开始向大学生开放，不过是单位订来展放在食堂之类场所。到了乡下，别说“参考消息”连公开的报纸都很少，那时收音机还很少，更没有电视，有线广播是有的，不过很少人感兴趣：大部分都是当地生产如何好之类。不过，国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还是不可阻挡地开始影响我们了。

再早出现的影响就是学毛选了。工作队还在公社礼堂开了大会，动员学毛选。动员报告是我们组的副组长做的，他倒是花了功夫准备，不过基本就是理论到理论，无趣啊！讲的人可谓使出浑身解数，听的人却没精打采，眼看这个动员会要“走过场”，工作队长出来“补充几句”，他一“补充”就反客为主了，深入浅出，抑扬顿挫，整个会场的气氛马上被调动起来。我算是领教了这位基层干部的口才了。

虽然做了动员，真正要学毛选却有点难：书少啊！有几本单行本就不错了。回到队里，还是二十三条加六十条。不过，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变化之大，当时地球上恐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1966年春，开始接二连三地有大人物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