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1966年春节，工作组全体放假，回家过年。一方面这些脱产干部也有家人，也想家。另一方面，过年时农民也改善生活，伙食较好，我们难道还交0.3元一天？除了少数几个留守的，都回家过年了。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坐火车旅行。因为湖州到杭州只有公路和水路，每次开学、放假不是汽车就是轮船，下乡搞四清，是第一次坐火车。不过下乡是集体行动，回家就各人自便了，车票春节后到工作组报销，算第一次公费旅行。

春节后，工作队按预定时间报到。除了开会，工作组对生产的关注也加强了。因为“23条”规定，衡量“四清运动”有否搞好的几条标准之一是“生产是否搞上去了”，去年的生产基本不归工作组，今年的可是工作组的政绩了。农村生产“一年之计在于春”，无论春耕还是养蚕，都始于春天。脱产干部都来自农村（基本是公社一级的正副职），自然明白这点，虽然各地农情有所不同（我们这个工作团的干部来自临安，对吃山核桃特别内行，据说高手可以一口咬碎山核桃后，不用手帮助，直接把壳吐出肉来吃下去！），但一般情况总是清楚的，可是当地种小麦的方法却让他们很惊奇：居然和种水稻一样，先播种在旱地里，再移植到放干水的稻田里！

这时期是农忙，会议少一点，参加劳动的日子多一点。我负责的队增派了一个脱产干部来，还记得姓名是“赵观贤”，有他在我就舒服多了，而且还做一些原先不敢做的事，例如摇橹，开始我不敢，赵也不会，但敢试，把我也带起来了。有一次他突然向我说起他的家事，夫妻感情不好，长期分居，试着问我该怎么办。我哪里懂这个啊！他很失望地说，以为大学生看的书多，会有办法。有次说起“红楼梦”，我说没看过，他又大失所望：大学生连红楼梦都没看过！这书当时书店里买不到，图书馆里借不到，我乍看？后来1967年我从杭大一位同乡那儿借到，自己看了还借给同学看，几乎全班都看了，当然要打着“批判”的旗号。上世纪七十年代红楼梦开始大量印刷，是因为毛泽东欣赏这本书，说“好了歌”是全书精华，要高级干部好好读，起码读三遍！红楼梦成了二十世纪的阶级斗争教材，曹雪芹绝对不会想到会有那么位知音！

1966年春天，报纸开始点名批判一些人和书。最早让我们吃惊的是批“三家村”。虽然报纸没点名，但这些干部都知道挨批的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三家村的另外两人是吴晗和廖沫沙，吴是北京市副市长，廖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邓拓的名字我们1965年就知道了，因为在工厂劳动无聊，班里有同学借来散文集“燕山夜话”。邓拓的燕山夜话，文章很短，但引经据典，文采飞扬。看得出作者是博古通今的文章高手（后来知道他当过人民日报总编辑，因为没紧跟毛泽东，被撤了职，去了北京市委），因为文笔精彩，班内很多人传看，我也看过。当然谁也没想一年后到它居然成了大毒草。吴晗是北大历史系教授，明史权威，解放前就拥护共产党了，所以不入党也当了北京市副市长，据说还是邓小平的（桥）牌友。毛泽东在中央几次会议上说明代清官海瑞好，不怕豪强，敢直谏。吴教授就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江青们瞄上，认为此剧为彭德怀鸣冤叫屈，吴晗从此成了毛泽东眼里的异己。邓拓写燕山夜话和吴晗写海瑞罢官的本意如何，因两人都在文革中自杀，只有猜测没有实据了。

批海瑞罢官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回过头去看历史，毛泽东的政治手腕世界一流。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没当成大事（认为是学术争论）就没转载，而西方那些中国问题专家虽然天天盯着中国，也没人看出内中的玄机。但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的态度日后就成了他们的罪状。中苏论战时，彭真还被派往莫斯科和苏共辩论（代表团长是邓小平，彭是副团长），他们给国人的印象是反修斗士，没过2年，他们就被定成中共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了！

事态的发展出奇地猛烈，到1966年5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和北京市委被改组，中国政坛开始接二连三地闹地震。我们在乡下除了惊讶还是惊讶。但没人想到接下来的事会让全世界都为之惊讶。

1966年上半年，按年份算我们已是四下的学生了，五上还有一学期课，五下就是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了，可我们专业课还没开张呢！内心当然焦虑。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事是不能说不能问的，否则“只专不红”、“白专道路”的帽子马上会飞到头顶，弄个“政治不合格”，就完蛋了。中苏论战时，浙大有个学生支持苏共的主张，直接就开除学籍，送回原籍了，那个时代这样的人只能生存在最底层：做最辛苦的体力活，拿最低的工资，时不时还要当“运动员”（在政治运动里挨斗）。实际我们都在关心什么时候可以回校上课，但传来的消息是工作队要转到别的公社，大学生要留在原地等到秋收后证明生产上去了再撤走。

正在无可奈何时，北京又出大事了，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大党委，不久人民日报点名批判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在高校中实际上已开始了，这成为四清工作队里的大学生回校的契机。

六月中旬，省里正式决定，大学生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此时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已高过四清运动，那些公社书记、大队长算什么，和陆平比，他们的级别简直不入流！

这样，我们匆匆收拾行装，返回校园。不过很快就发现，要上课是难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