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summer(2)

毛泽东没留下回忆录，也没有日记之类可供挖掘往事的文字，但从1966年上半年的举措看，“炮打司令部”是预先进行了精心安排的。在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垮台的同时，还有三个要害部门负责人被打倒：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可以说如果要发动政变，必须先控制这三个部门，再加上北京市。十年后，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发动政变逮捕四人帮，也是控制了这些部门，还拉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

在刘少奇邓小平按照四清的做法派工作组到北京高校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效法，也大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各校的遭遇基本也和浙大一样：开始很拥护，后来很对立。刘邓的做法则拿反右时那套办法来对付不听话的大学生。蹊跷的是这时毛泽东却到杭州去乘凉了，这次“引蛇出洞”引的不是学生，是刘少奇邓小平们。

高校的情况自有康生等通报给毛泽东，等到刘邓以为局面控制住了时，毛泽东回北京了。出乎刘邓的意料，毛泽东狠批了刘邓，对他们说出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好下场”的狠话，不久毛泽东说服政治局多数人，在这微妙关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此时离上次全会已过了四年之久。毛泽东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红卫兵，支持学生。“炮打司令部”这大字报就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成了刘少奇走下坡路的开端。就在各省大员在北京开会时，各地对政局走势只能观望，而`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被打发下乡劳动了。

从农村回校，中央的会议也开好了，各种消息通过公开的广播和半公开的会议录音，传播开来。工作组也从学校撤走了。学校里有点乱哄哄的。我们还去省委大院集会（第一回进这个大院），高喊“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口，但下一步怎么搞，却不知道。这期间各地纷纷开始“晒政绩”，无非自我标榜本地党委工作搞得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吧！浙江省也这样搞，浙大还出了个洋相。当时电子计算机很稀罕，大部分省都没有。浙大无线电系有个计算机专门化（比专业还细分），搞过个电子管的计算机，报上就登了出来加以吹嘘，只是这计算机因为用电子管组建，电子管的寿命也就千把小时，整台计算机还没调试好，电子管就开始随机损坏、报废，上万个电子管组成的计算机就始终处于“调试中”，根本无法使用。但报纸一登，全中国都知道了，就开始有各地用户来要求用这台计算机算题目。这时的尴尬狼狈是可想而知了。

闹腾了几天，没什么进展后，北京又传出新精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为群众对以往的事知道不多，但对工作组怎样对付反对他们的学生却记忆犹新。刘邓被指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镇压革命群众，要将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先要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很快就有一批“苦大仇深”的站出来找工作组算账了，而不可避免地找那派工作组的省委市委算账，也就是造反了。

同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开大会，接见几十万上百万红卫兵（站在敞篷车里检阅红卫兵），以激励士气。毛泽东还鼓励各学校之间互相串联。总之毛泽东把他年轻时在湖南搞学运那套全搬出来让现在的红卫兵使用了。因为是全国发动，外地学生就提出要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向北京红卫兵取经。出乎人们想象的是毛泽东同意外地红卫兵进京，还要交通部门大力支持：红卫兵串联坐车不用买票！

毛泽东此言一出，上北京的火车马上爆满。那个年代没有旅游业，有机会去北京的人是极少数。即使大学老师也多数没去过北京。突然有这样的机会，谁不想去啊！于是观点分歧统统放下，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

虽说红卫兵去串连免费坐火车，可怎么个坐法，到哪里去上车还有讲究。那时杭州还没有直接开往北京的客车，上北京要到上海中转，这就难办了。三分部“文化革命委员会”出面，似乎专门给我们三分部安排了一列客车，但上车地点不是杭州火车站，而是艮山门，是个货运站，平时不停客车。那天学校里出动了汽车，分批把三分部师生送到车站。上车也很有秩序，虽然挤一点，基本上还都有座位。火车不比汽车，需要调度室安排运行图，我们这趟“特别专列”就更特别了。大多数人是第一次上北京，兴奋不已。我是第一次坐那么远的车，当然更加兴奋。

沿途的风光大多记不得了。但两次过江记得很清楚。先是在南京过长江，1966年南京长江大桥还没通车，南来北往的火车是在轮渡上过江的，因为已经是夜间，车外灯火辉煌，远处漆黑一团。火车上船、上岸是件细活，要多方面协同，所以指挥的哨子应答不停。第二天过黄河，是有桥了。但从车上往江面一看，这黄河真是名不虚传地黄呀，分明是泥浆水啊！后来，北方的学生到杭州来，看到钱塘江水的清澈，也惊奇感叹！

这样，1966年9月上旬，我们这批江南子弟到了首都北京。

ps：我写了好几段了，看的人可有读下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