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ongqing
从西安到重庆,要经过宝成线。这条铁路建造时我还在念小学,但已知道这条路不好修,隧道多、桥梁多、盘旋多。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西安基本走平原,所以对穿行在崇山峻岭里的宝成线还颇有期待。不过,坐在车上才知道,最惊险的路段基本都是晚上走的,白天走的不怎么惊险,偶尔能从高处看到先前走过的线路铁轨安静地横卧在下面,算是看到了盘旋而上的路径。
记得车到重庆是在晚间,远远看见山城的灯火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有一种在平原上看不到的气势。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重庆师范学院。在去师院的路上只知道车在不停地上坡、下坡再上坡……。
重庆当年是四川省会,西南局所在地。西南局第一书记是李井泉,当年邓小平、贺龙都是从这里调进北京的,如今,邓、贺处境都不好,所以这里干部班子就“招嫌”。西南局书记处有个书记“任白戈”,文革刚开始就因为和文化部“阎王”周扬的瓜葛被点名,当时已停职。再加上重庆是抗战陪都,国民党的主要特务机关都在重庆做窝,所以用那时的话说“阶级斗争特别尖锐”。我们在重庆也去参观了那些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的集中营,看看地形就知道要从这里逃出去或者搞劫狱太难了。
重庆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不多。吃得这般辣是第一次领教,我算是多少能吃一点,加上无论接待站还是饭店对外地来的学生都特别照顾一点,所以也不太难。
在重庆我比较倒霉。我们很早就拿了回杭州的车票,所以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凑。没想到大约在预定出发日的前三天还是起岸两天,我发烧了,同学们的行动我参加不了,只能在师院里躺着,学校里的医生来看病发药(那时候,进了大学就享受国家干部的劳保待遇,医疗免费),后来医生知道了我们的行期,开始给我打针了,到了要走那天,居然退烧了。
祸不单行吧,好不容易到了车站准备上车了,生病的几天我吃得很少,就想去买点饼干之类在车上吃。去车站附近的一家食品商店,选好了食品掏钱时发现钱包没了,刚才还在啊!营业员说刚才有人在你身边晃悠,估计是遇上小偷了!只得自认晦气,上火车去,登上回杭路程。
那时重庆到杭州是绕着走的,记得是经株洲走的。大约要开差不多三十几小时,大家照顾我病刚好,也知道我丢了钱包,经常问我要吃点什么,我一路上除了喝点水,没吃东西,也不感到饿。奇怪的是我到了杭州,一下车就感觉正常了,没病了。我们是从南星桥回三分部的,在南星桥一家小面店里,我吃了碗馄饨,感觉力气也有了。也许,这是水土不服?
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没去过重庆,但去过成都,正式领教了成都火锅的麻辣。不过没生病,水土服了?
回到学校,又要“搞革命”了。大部分同学也陆陆续续回来了。浙大去北京串联,抓了浙江省委一件臭事。几个月前,工作组和学生对立时,部分师生联名向中央反映工作组定调子、保陈伟达,征集了1861个人的签名,送到邮电局发电报,被邮电局借故推辞了。有聪明人想到了新华社浙江分社,就将电报稿送到那里,新华社的人倒是收下了电报稿,但总不见回音。这次大串联,有人去访问中央文革接待站,经过查证,没有收到过这个电报。这些人从北京回来后,就义正词严又怒火万丈地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新华社的人拿到电报稿,直接交给了江华(当时的浙江第一书记),当然被压下了,根本没发。这事一下子闹大,成了炮轰浙江省委的重磅炮弹,当时还成立了《1861战斗大队》,浙江省委和新华社浙江分社头头搞得很狼狈。不过这电报主要是本部的师生起劲,三分部影响就小多了。
回到杭州已经十月下旬了。这时大串联的狂潮越发厉害了,有些人坐不上车,就步行上北京。中央那些管事的人对不见消退只见汹涌的串联潮,开始精疲力尽,看到有这么个“先进典型”。就在报上当先进典型,号召学习红军长征,步行串联。我们在学校里冲冲杀杀没劲头,就又蠢蠢欲动了,只是这回要步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