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ngzhou
广州是我在大串联中见到秩序较好的城市,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后来当上总书记但最后与邓小平分道扬镳的赵紫阳,他是那时中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能这样稳稳地控制局面,和他的前任也就是他的后台陶铸有关。
1966年春,作为文革前哨战,毛泽东罢了彭罗陆杨的官,他们原有的岗位需要重新安排人员,陶铸作为新任中宣部部长顶替了陆定一,他原先的职务中南局第一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分别交给王任重和赵紫阳,这之前赵紫阳是广东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被留在政治局常委会,但排名已到后面,当时前四位排名是毛、林、周、陶。陶铸排在周恩来后面暗示他替代邓小平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同时,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之一(另一名是康生)。地位显赫至此,实际成了广东省委的保护伞,毕竟陶铸是从解放时就开始在广东当领导的。朝中有人好做官,广东省委心中不慌,红卫兵要闹腾也就小小地闹腾吧,省委还能控制住局面。
对汹涌而来的外地红卫兵,广州市客客气气地待着,但牢牢地控制火车站这个进出大门,所以广州站的站台秩序良好,不象其它城市那样乱哄哄的。军队严密控制车站所有的进出口,要想挤进、冲进火车站是不可能的。由于进入广州的数量不受广州控制,所以广州一度是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消息传布开去,进来的人也就逐渐减少。我们到达广州后被告知,要离开广州要等半个月后,现在只有半个月后的火车票。所以,到广州住下后就去办理了回杭州的车票。
在广州也看大字报,但兴趣已不大了。然后就在广州城里转悠。也有若干“朝圣”活动。由于广州是大革命的发祥地,孙中山在这里和共产党合作场面搞得很大,共产党虽然恨死了国民党,但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还是尊敬的,所以广州有不少纪念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革命的场所,当然也少不了纪念共产党在大革命里的贡献的场所。黄埔军校因为有蒋记色彩,是被“冷却”了,但黄花岗烈士墓还在。毛泽东在广州办过“农民运动讲习班”,这个场所连同他和杨开慧的小家庭住所都修缮、布置后向公众开放。我猜想那时杨开慧该是日子过得最舒心的时候吧!和老公厮守在一块,白天一块干革命闯大世界,晚上卿卿我我过小日子,有了小孩,老公的事业也似乎前景大好,那时毛泽东三十出头,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可惜,好景不长啊。
广州有条中山路,特别长,已经不能用“南、中、北”或“东、中、西”这样的办法来分段,而是干脆分成一路、二路、…….直至八路,这条马路是广州最繁华的马路,从一路走到八路会感到很累。百度资料显示中山路从一路走到八路总长九千米。
很多女同学会逛商店看百货,我却找到一家似乎叫“蛇王铺”的店。很早就听我的老爸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龙虎斗”是道名菜,由蛇和猫烹制而成。这回到了广州,想尝个鲜。不过,红卫兵破四旧,让这家店很麻烦,因为蛇肉做的菜肴比较贵,因此这家店被扣上“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大帽子,一度停业,但店里的员工也不能长期什么都不干啊,于是就进行改革了:把那些漂亮餐具撤了,换成粗瓷碗,菜肴量也减小,使得价格可以降低。这正好符合我的消费能力,我就独自进去吃了美味,感觉蛇肉很鲜,口感有点像海里的黄鱼。我点的菜都是清炖之类的,不喜欢那些油炸的、加了很多佐料的。至于有没有吃到用蛇肉、猫肉合做的菜,已经记不得了。由于有点奢侈,回到住宿地,我都没敢告诉同行的同学。大约二十年后,我去广州参观一个展览会,还去了那家店,美美地享了口福。
我们到广州大约是十一月吧,各种水果大量面市。那时由于流通很落后,产地水果很便宜,印象最深的是香蕉了,杭州香蕉要卖五六毛一斤,高于一天的伙食费(那时浙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4.5元),广州在一毛上下,简直不可想象啊!于是猛吃。很快我们就知道原来香蕉也有很多品种,也就有不同的价格,记得最贵的是芝麻香蕉,大约要一毛五一斤。
吃水果还让我碰到一件至今难于忘怀的事。一天我在路边小店里买了一个梨子,准备就连皮啃了,那个营业员主动问要不要帮我刨皮?我当然说好啊。他拿住我的梨,拿出一把那时学生削铅笔用的铁皮小刀,削了起来。他的削法与常见的削法完全不同。常见的削法是从梨的凹陷处开削,螺旋式地把果皮“圈”下来,技术熟练的能使圈下来的皮一直连着,甚至可以使削好后梨皮仍能盖住梨子。但这位广州师傅削皮是从梨把处开始向下削,而且削下的皮条很窄:这样梨肉损失小,削到接近凹陷处,不把皮割断,小刀就迅即返回梨把附近,同时两个手指轻轻转动梨身,使小刀能削下下一条梨皮…….。整个削梨过程很快,只见梨皮不断削下来,梨身不停地转动,我还没反应过来,梨子已经削好。师傅提着削好的梨子,就像提着一个灯笼,削下的梨皮自然下垂成了灯笼的穗子,这种削法,既卫生(手指不会碰到梨肉)又节省(梨肉损失极小)还高效(速度极快),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样的削梨高手!
我们在广州时刚赶上广交会正在进行。听说红卫兵也去破过四旧,不过很快被控制住,那时全中国就那么个对外做生意的窗口,特别是和西方国家的生意就基本靠它了,革命要搞,日子也还要过吧,所以敢支持破“广交会”四旧的人不多。不过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会场内外,毛主席语录处处可见,有些单位还根据客户对文革的表态定价钱,据说有些日本商人就迎合这些人的心理,当面高举毛主席语录得到好价钱,出了国门就把语录扔入大海。
以往广交会是否对非贸易人士开放,我不知道。但1966年的秋季广交会首先对红卫兵必须开放。我也就大大方方地进去痛痛快快地看了一遍。广交会是按省、直辖市分设展馆的,最大的展馆似乎是上海馆了,那里的展品也明显档次较高。看完广交会我知道为什么供应那么紧张了。那时,居民多数食品是凭票供应的,粮食、食油、食糖、猪肉、棉布都是凭票供应的(北京凭票供应的品种最少,猪肉、食糖敞开,以致后来我们出差去北京,每次都买肉买糖),像瓜子、花生等零食类食品,干脆没票也没货,过年能吃到一次花生就高兴得不得了,以致到进入老年后对花生还情有独钟。
广交会上这些粮食、食油、食糖、猪肉、棉布是很多省的主要出口商品。而且这些商品属于初级产品,价钱高不了,而我们向西方国家买的商品又以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价格较高。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这样出口了。我感叹万分,还在留言簿上大大地感叹了一番,期待有一天全国各省能像上海一样,出口些上档次的东西。
在广州“休养”了半个月,终于要回杭州了。我们离开广州大约一个月后,陶铸也在一夜之间被江青等人冠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美名”,“打倒陶铸”的大标语、揭发陶铸保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陶铸在北京被隔离审查,不久得病去世。那时,想必赵紫阳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广州市也肯定乱哄哄的了。陶铸被打倒时,红卫兵传单上说,陶铸是邓小平弄到中央来的,说是毛泽东这么说。有点像啊,邓小平两次复出都重用赵紫阳。至于1989年再把赵打下去,也不奇怪啊,从来在强大的一把手存在时,当接班人都很难长久的。无论古今中外。
第二次串联,想去而没去成的南昌,大约二十年后,我去了一次或两次,是出差到景德镇归途路过的。南昌的八一大道简直就是北京长安街的江西版!长沙后来去过一次,是开会,在长沙电子管厂开会,那次惊异长沙人怎么那么高看泥鳅!不过,后来杭州人也开始高看泥鳅了。湘潭就再也没去,也没什么兴趣。株洲路过好几次,有次还在那儿换车。广州去过一次,前面说到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