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烧水、洗澡、早餐后8:20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过河沿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返回南岸,东行经立交桥回家,9:15到家。下午天气转阴,宅了。
7:05下楼,在市体育馆乘28路于7:40到达曲院风荷站,下车后经曲院风荷西侧、北侧至玉带桥入苏堤,沿苏堤南行,再经南山路在长桥转入湖边,沿湖边至柳浪闻莺大门,再沿河坊街在38路清波门站搭车到天水桥,下车回家,9:55到家。
最近较少去风景区,因为公交车太挤,堵车很频繁。今天双休第一天,平日此时车内挤满上学的学生,今天几乎没有,回来的路上车也少。景区多日不去,只见残柳败荷,昨晚大约有霜,路上落叶纷纷。真的入冬了。
下午再捣鼓那套音响,突然能看到我前几天放进去而找不到的CD了。估计这套玩意堆着不用,有点受潮,最近经常通电,开始恢复正常了?
7:40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过河沿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返回南岸,东行经立交桥回家,8:35到家。10:55下楼。骑车去朝晖新丰吃午饭并带回包子。下午14:30第三次下楼吧昨天取来的牛肉交给森森,他明日回新市吃喜酒。
今天还把那套音响整“响”了:能收听调频广播了。至于CD,上次放进一张CD后,显示屏上居然找不到。老马让我把CD盒装满,按指示盘显示,可放7CD。问题`是我还取不出来!如果放进去居然还没反应,又取不出来,岂不糟糕!但似乎也只能冒险试试!?
7:20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过河沿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返回南岸,东行经立交桥回家,8:25到家。下午14:30下楼去取菜。
广州是我在大串联中见到秩序较好的城市,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后来当上总书记但最后与邓小平分道扬镳的赵紫阳,他是那时中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能这样稳稳地控制局面,和他的前任也就是他的后台陶铸有关。
1966年春,作为文革前哨战,毛泽东罢了彭罗陆杨的官,他们原有的岗位需要重新安排人员,陶铸作为新任中宣部部长顶替了陆定一,他原先的职务中南局第一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分别交给王任重和赵紫阳,这之前赵紫阳是广东省长、省委第二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被留在政治局常委会,但排名已到后面,当时前四位排名是毛、林、周、陶。陶铸排在周恩来后面暗示他替代邓小平成为周恩来接班人,同时,他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之一(另一名是康生)。地位显赫至此,实际成了广东省委的保护伞,毕竟陶铸是从解放时就开始在广东当领导的。朝中有人好做官,广东省委心中不慌,红卫兵要闹腾也就小小地闹腾吧,省委还能控制住局面。
对汹涌而来的外地红卫兵,广州市客客气气地待着,但牢牢地控制火车站这个进出大门,所以广州站的站台秩序良好,不象其它城市那样乱哄哄的。军队严密控制车站所有的进出口,要想挤进、冲进火车站是不可能的。由于进入广州的数量不受广州控制,所以广州一度是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消息传布开去,进来的人也就逐渐减少。我们到达广州后被告知,要离开广州要等半个月后,现在只有半个月后的火车票。所以,到广州住下后就去办理了回杭州的车票。
在广州也看大字报,但兴趣已不大了。然后就在广州城里转悠。也有若干“朝圣”活动。由于广州是大革命的发祥地,孙中山在这里和共产党合作场面搞得很大,共产党虽然恨死了国民党,但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还是尊敬的,所以广州有不少纪念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大革命的场所,当然也少不了纪念共产党在大革命里的贡献的场所。黄埔军校因为有蒋记色彩,是被“冷却”了,但黄花岗烈士墓还在。毛泽东在广州办过“农民运动讲习班”,这个场所连同他和杨开慧的小家庭住所都修缮、布置后向公众开放。我猜想那时杨开慧该是日子过得最舒心的时候吧!和老公厮守在一块,白天一块干革命闯大世界,晚上卿卿我我过小日子,有了小孩,老公的事业也似乎前景大好,那时毛泽东三十出头,已经当上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可惜,好景不长啊。
广州有条中山路,特别长,已经不能用“南、中、北”或“东、中、西”这样的办法来分段,而是干脆分成一路、二路、…….直至八路,这条马路是广州最繁华的马路,从一路走到八路会感到很累。百度资料显示中山路从一路走到八路总长九千米。
很多女同学会逛商店看百货,我却找到一家似乎叫“蛇王铺”的店。很早就听我的老爸说,广东人什么都吃,“龙虎斗”是道名菜,由蛇和猫烹制而成。这回到了广州,想尝个鲜。不过,红卫兵破四旧,让这家店很麻烦,因为蛇肉做的菜肴比较贵,因此这家店被扣上“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的大帽子,一度停业,但店里的员工也不能长期什么都不干啊,于是就进行改革了:把那些漂亮餐具撤了,换成粗瓷碗,菜肴量也减小,使得价格可以降低。这正好符合我的消费能力,我就独自进去吃了美味,感觉蛇肉很鲜,口感有点像海里的黄鱼。我点的菜都是清炖之类的,不喜欢那些油炸的、加了很多佐料的。至于有没有吃到用蛇肉、猫肉合做的菜,已经记不得了。由于有点奢侈,回到住宿地,我都没敢告诉同行的同学。大约二十年后,我去广州参观一个展览会,还去了那家店,美美地享了口福。
我们到广州大约是十一月吧,各种水果大量面市。那时由于流通很落后,产地水果很便宜,印象最深的是香蕉了,杭州香蕉要卖五六毛一斤,高于一天的伙食费(那时浙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4.5元),广州在一毛上下,简直不可想象啊!于是猛吃。很快我们就知道原来香蕉也有很多品种,也就有不同的价格,记得最贵的是芝麻香蕉,大约要一毛五一斤。
吃水果还让我碰到一件至今难于忘怀的事。一天我在路边小店里买了一个梨子,准备就连皮啃了,那个营业员主动问要不要帮我刨皮?我当然说好啊。他拿住我的梨,拿出一把那时学生削铅笔用的铁皮小刀,削了起来。他的削法与常见的削法完全不同。常见的削法是从梨的凹陷处开削,螺旋式地把果皮“圈”下来,技术熟练的能使圈下来的皮一直连着,甚至可以使削好后梨皮仍能盖住梨子。但这位广州师傅削皮是从梨把处开始向下削,而且削下的皮条很窄:这样梨肉损失小,削到接近凹陷处,不把皮割断,小刀就迅即返回梨把附近,同时两个手指轻轻转动梨身,使小刀能削下下一条梨皮…….。整个削梨过程很快,只见梨皮不断削下来,梨身不停地转动,我还没反应过来,梨子已经削好。师傅提着削好的梨子,就像提着一个灯笼,削下的梨皮自然下垂成了灯笼的穗子,这种削法,既卫生(手指不会碰到梨肉)又节省(梨肉损失极小)还高效(速度极快),我看得目瞪口呆!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样的削梨高手!
我们在广州时刚赶上广交会正在进行。听说红卫兵也去破过四旧,不过很快被控制住,那时全中国就那么个对外做生意的窗口,特别是和西方国家的生意就基本靠它了,革命要搞,日子也还要过吧,所以敢支持破“广交会”四旧的人不多。不过影响还是很明显的,会场内外,毛主席语录处处可见,有些单位还根据客户对文革的表态定价钱,据说有些日本商人就迎合这些人的心理,当面高举毛主席语录得到好价钱,出了国门就把语录扔入大海。
以往广交会是否对非贸易人士开放,我不知道。但1966年的秋季广交会首先对红卫兵必须开放。我也就大大方方地进去痛痛快快地看了一遍。广交会是按省、直辖市分设展馆的,最大的展馆似乎是上海馆了,那里的展品也明显档次较高。看完广交会我知道为什么供应那么紧张了。那时,居民多数食品是凭票供应的,粮食、食油、食糖、猪肉、棉布都是凭票供应的(北京凭票供应的品种最少,猪肉、食糖敞开,以致后来我们出差去北京,每次都买肉买糖),像瓜子、花生等零食类食品,干脆没票也没货,过年能吃到一次花生就高兴得不得了,以致到进入老年后对花生还情有独钟。
广交会上这些粮食、食油、食糖、猪肉、棉布是很多省的主要出口商品。而且这些商品属于初级产品,价钱高不了,而我们向西方国家买的商品又以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为主,价格较高。大量的农副产品就这样出口了。我感叹万分,还在留言簿上大大地感叹了一番,期待有一天全国各省能像上海一样,出口些上档次的东西。
在广州“休养”了半个月,终于要回杭州了。我们离开广州大约一个月后,陶铸也在一夜之间被江青等人冠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美名”,“打倒陶铸”的大标语、揭发陶铸保刘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陶铸在北京被隔离审查,不久得病去世。那时,想必赵紫阳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广州市也肯定乱哄哄的了。陶铸被打倒时,红卫兵传单上说,陶铸是邓小平弄到中央来的,说是毛泽东这么说。有点像啊,邓小平两次复出都重用赵紫阳。至于1989年再把赵打下去,也不奇怪啊,从来在强大的一把手存在时,当接班人都很难长久的。无论古今中外。
第二次串联,想去而没去成的南昌,大约二十年后,我去了一次或两次,是出差到景德镇归途路过的。南昌的八一大道简直就是北京长安街的江西版!长沙后来去过一次,是开会,在长沙电子管厂开会,那次惊异长沙人怎么那么高看泥鳅!不过,后来杭州人也开始高看泥鳅了。湘潭就再也没去,也没什么兴趣。株洲路过好几次,有次还在那儿换车。广州去过一次,前面说到过了。
7:40下楼,经天水巷、中北桥至运河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过河,沿北岸东行至上塘河西岸后,北行至朝晖路,在华润施家桥店购物后回家,8:50到家。在华润买鸡蛋,属养鸡场蛋,4.99元/500g,老伴昨天买的号称本鸡蛋要15元/500g,营养方面价值会有那么大差别?我不信。
中午11:30下楼,去楼下顺丰快递发货(打电话叫他们来,反而要在家等着),打算顺便去朝晖新丰吃午餐,这才发现我把小背包忘在超市的存包柜里了,必须去拿。所以发好货后,直接再去超市取包。既然来了也就逛逛,看见超市的盖浇饭6元1份,索性买了1份,回家后在微波炉里转了转,算是吃了午餐。
长沙是湖南省省会。湖南是多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家乡。从韶山山村走进长沙,是毛泽东一生的关键转折。在这里,他先成为一名公费生(那时候师范是全公费,不仅不收学费,连饭钱也是政府给的),而后成为一名政治家。这里也是他首任妻子杨开慧的老家,是两人相识、相恋的地方,也是他们新婚后居住的城市,所以到长沙,除了象征性的看了些大字报,基本上就是继续从在韶山开始的“朝圣”了。
“朝圣”去了那些地方?记得最清楚的倒是杨开慧的娘家。老式的瓦房,从规模和结构上看得出至少是个富庶人家。房子明显经过修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动荡,很多富裕家庭的子女信仰了共产主义,成了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很多创始元老、高级干部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家庭经济条件支持,哪里能念那么多书,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都是这批人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
似乎也去过长沙第一师范,这个毛泽东的母校,也出了不少共产党人。但留下的印象不深,都“如烟”了。真可惜那时没有相机。
说起照相,倒是有人拍了很多文革中那些骇人听闻的场面:当时的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李振盛,他能拍照是因为有工作特权,但能把那3万多张底片保留到文革后,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他在国外出版的《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被《美国摄影》(American Photo)杂志评选为2003年世界最佳摄影画册,并名列榜首(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no04&idArticle=502925
)。
在长沙停留的日子似乎不多。实际情况使各部门实在难于承受长时间的串联潮,迫于压力吧,中央开始对串联进行“刹车”了。一个小道消息在红卫兵群体里传布:中央要发文件在某个日子停止大串联了。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到那些以后似乎机会少的城市,我们商议后决定去广州。
弄到车票后,在火车站经过一番排队、拥挤后,我们上了南下的火车,没想到的是,一进广州,就要呆半个月。
7:20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过河沿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返回南岸,东行经立交桥回家,8:35到家。中午11:35下楼,骑车去市中医院西门口武林门西站乘36路公交车,在善 贤村下车,入灯具市场化20元买了2个小螺口的13W螺旋式节能灯,再搭Y8返回,在武林门下车,骑车回家,13:50到家,到家后即将原来的40W磨砂灯换下。
7:20出行,经立交桥至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后过河东行至建北桥后回北岸,西行至上塘河东岸后转向北行至施家桥,在华润超市购物后骑车回家,9:00到家。
因为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至今还有国内外旅游者去旅游。文革时的说法是“瞻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到湘潭就感觉它的城市建设明显比株洲先进,无论街道路面还是街道上的建筑都比较新。我们住在湘潭一所学校里,就向接待站打听了去韶山的走法。当时去韶山的红卫兵很多,韶山毕竟是个村子,虽然建设了一些宾馆之类,但要解决数以千计的红卫兵住宿是无能为力的。去韶山的红卫兵可以坐车去走回来,也可走去坐车回来,来回都坐车也可以,但不提倡。我们选择走去再坐车回来。
第二天,我们带着干粮、水壶出发,因为预定当天要回来,就不背行李了。湘潭到韶山的公路修得很好,是黑色公路。现在中国公路大部分是水泥路面,柏油路面已属低档了。文革那时,柏油路在中国还很罕见,大部分公路是沙石路面。据说各地产的柏油质量也不同,国产柏油软化点比较低,天气略微暖和就软,实际不能用来铺路。据说,阿尔巴尼亚的柏油软化点比较高,可以用来铺路,但是要进口柏油,就不那么容易了。
黑色公路路面平坦,没有硌脚的碎石块,因此走起来比较舒服,不那么累。感觉那路面也比一般的公路宽,虽然车流量和人流量都较大,但始终很通畅。
到韶山后就进行参观。毛泽东的旧居不大,他家当时在村里算条件比较好的,但受当时社会生产水平限制,屋里摆设、用具也就那样。至于它们的含义,就看讲解的人怎么说了。主要手法是想象和拔高吧!我们没有相机,记得是在旧居前的晒场上拍了集体照留念的,但照片到哪里去了,已无从查找。
参观完毕,就动身回湘潭。那时也没有纪念品之类,即使有,学生能有多少余钱啊!毛主席像章之风那时还没兴起。回程的车是卡车,估计是部队支援的。要求在车里不要随意站立走动,因为路途中上下坡较多,有较大颠簸,不注意的话会摔倒甚至被颠出车外(似乎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由于路面通畅,车开得较快,我们很快回到湘潭。
在湘潭有没有休息一天?记不得了,似乎没有。只记得在湘潭没看什么大字报。下一步去哪里?当然是省会长沙,也是一天的步行路程。再下一步?暂时还没打算,真正的“走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