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行串联,当然要比坐车辛苦得多,腿辛苦不用说,还要在露天走路,背着背包、水壶、干粮,我们大部分都没这种经历。早先出去郊游或者下乡劳动,走十来里的经验是有的,但这回总要走到一个城镇去住宿吧?所以先要谋划一下路程。
那时,串联不光是去北京“见毛主席”了,还要“学习先辈光荣传统”。就有红卫兵提出要沿当年江西红军走过的路走一遍,急得周恩来赶忙一方面向沿线党政下任务,要确保红卫兵安全;同时反复给那些学生娃娃(由这些疯狂念头的往往是中学生),当年红军是没办法才去爬雪山、过草地,虽然走完长征,但付出了很大代价。不过也有一批激进分子更疯狂,居然穿过边境到了缅甸等国,去支援那里的解放战争了!据说还有混了个司令、参谋长之类的。
我们没那种疯狂劲头,但也要师出有名吧!几个要好点的同学凑了一下,天气转冷,北方不敢去,改去南方!选了个方向:去井冈山!可从杭州走到井冈山远了点,决定先坐火车到南昌,再步行去井冈山。这样还可顺便到“八一起义”的圣地一趟。打定主意后,准备好行装就去了火车站。这回没有专车了,自己去弄票,好在红卫兵拿车票不用付钱。
到了车站,车票倒不是问题,如何上车却是大问题。那时不仅大学生去串连,中学生甚至小学生也出去串连了,车站的秩序混乱到一塌糊涂的地步。铁路员工根本无法控制秩序(后来出动了军队来维持秩序,可算军队介入地方文革的开端)。我们一行十来个人挤进车站,在站台上也找不到预想的列车,后来听说有列客车是开往南方,就上去找了座位坐下。发现车厢里已经有几个中学生坐在里面,据他们说已经进来快一天了,问他们这车开往哪里,说不知道!
不久,列车开动,我们才知道这是开往株洲的车,不去南昌(去南昌和去株洲的路线在鹰潭分开),看着上下车的难处,我们也只能坐到株洲了。这样去井冈山的计划就被改变了。
株洲是南方铁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很多列车在这里交汇、选择走向,但那时的株洲却显得有点荒凉,城市建设很简单。在接待站安排的学校住下后,讨论下一步去向。离井冈山已有点远了,但离毛主席老家韶山不算很远,估计两天可以走到:第一天到湘潭,再一天到韶山。当时韶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神圣得很,去瞻仰的人极多。于是,决定不去井冈山而改去韶山了。
第二天我们背着行李,从株洲沿铁路走向湘潭。记得是一个雨后的晴天,不热也不冷,适合走路。株洲到湘潭大约六十里路。我虽是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倒也顺利走完。
上午没下楼。下午13:00许,去市体育场的冬季展销会购物,买了红枣、花生、瓜子、桔子、咸猪手等物。因为是最后一天的下午,人群更挤,商家似乎也肯降价。购物后直接回家。
7:15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后过河,沿北岸西行至中北桥后去新丰朝晖店吃早点、买包子,然后经中北桥、天水巷回家,8:25到家。11:00去中山北路口搭24路公交车到九莲新村下车,在颐高数码购物后,搭15路去打索桥岳父家,在那儿吃了午饭。带去我在美国的相册,随后带回。饭后骑车回家,13:50到家。
从西安到重庆,要经过宝成线。这条铁路建造时我还在念小学,但已知道这条路不好修,隧道多、桥梁多、盘旋多。从杭州到北京、从北京到西安基本走平原,所以对穿行在崇山峻岭里的宝成线还颇有期待。不过,坐在车上才知道,最惊险的路段基本都是晚上走的,白天走的不怎么惊险,偶尔能从高处看到先前走过的线路铁轨安静地横卧在下面,算是看到了盘旋而上的路径。
记得车到重庆是在晚间,远远看见山城的灯火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有一种在平原上看不到的气势。接待站把我们安排在重庆师范学院。在去师院的路上只知道车在不停地上坡、下坡再上坡……。
重庆当年是四川省会,西南局所在地。西南局第一书记是李井泉,当年邓小平、贺龙都是从这里调进北京的,如今,邓、贺处境都不好,所以这里干部班子就“招嫌”。西南局书记处有个书记“任白戈”,文革刚开始就因为和文化部“阎王”周扬的瓜葛被点名,当时已停职。再加上重庆是抗战陪都,国民党的主要特务机关都在重庆做窝,所以用那时的话说“阶级斗争特别尖锐”。我们在重庆也去参观了那些中美合作所在歌乐山的集中营,看看地形就知道要从这里逃出去或者搞劫狱太难了。
重庆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不多。吃得这般辣是第一次领教,我算是多少能吃一点,加上无论接待站还是饭店对外地来的学生都特别照顾一点,所以也不太难。
在重庆我比较倒霉。我们很早就拿了回杭州的车票,所以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凑。没想到大约在预定出发日的前三天还是起岸两天,我发烧了,同学们的行动我参加不了,只能在师院里躺着,学校里的医生来看病发药(那时候,进了大学就享受国家干部的劳保待遇,医疗免费),后来医生知道了我们的行期,开始给我打针了,到了要走那天,居然退烧了。
祸不单行吧,好不容易到了车站准备上车了,生病的几天我吃得很少,就想去买点饼干之类在车上吃。去车站附近的一家食品商店,选好了食品掏钱时发现钱包没了,刚才还在啊!营业员说刚才有人在你身边晃悠,估计是遇上小偷了!只得自认晦气,上火车去,登上回杭路程。
那时重庆到杭州是绕着走的,记得是经株洲走的。大约要开差不多三十几小时,大家照顾我病刚好,也知道我丢了钱包,经常问我要吃点什么,我一路上除了喝点水,没吃东西,也不感到饿。奇怪的是我到了杭州,一下车就感觉正常了,没病了。我们是从南星桥回三分部的,在南星桥一家小面店里,我吃了碗馄饨,感觉力气也有了。也许,这是水土不服?
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没去过重庆,但去过成都,正式领教了成都火锅的麻辣。不过没生病,水土服了?
回到学校,又要“搞革命”了。大部分同学也陆陆续续回来了。浙大去北京串联,抓了浙江省委一件臭事。几个月前,工作组和学生对立时,部分师生联名向中央反映工作组定调子、保陈伟达,征集了1861个人的签名,送到邮电局发电报,被邮电局借故推辞了。有聪明人想到了新华社浙江分社,就将电报稿送到那里,新华社的人倒是收下了电报稿,但总不见回音。这次大串联,有人去访问中央文革接待站,经过查证,没有收到过这个电报。这些人从北京回来后,就义正词严又怒火万丈地去追问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新华社的人拿到电报稿,直接交给了江华(当时的浙江第一书记),当然被压下了,根本没发。这事一下子闹大,成了炮轰浙江省委的重磅炮弹,当时还成立了《1861战斗大队》,浙江省委和新华社浙江分社头头搞得很狼狈。不过这电报主要是本部的师生起劲,三分部影响就小多了。
回到杭州已经十月下旬了。这时大串联的狂潮越发厉害了,有些人坐不上车,就步行上北京。中央那些管事的人对不见消退只见汹涌的串联潮,开始精疲力尽,看到有这么个“先进典型”。就在报上当先进典型,号召学习红军长征,步行串联。我们在学校里冲冲杀杀没劲头,就又蠢蠢欲动了,只是这回要步行了。
7:40出行,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后过河东行至建北桥后回南岸,西行经立交桥回家,8:25到家。
下午原想出去,结果成了在家看片、晒被、整理那套音响。今天的进展是打开了光驱,放入一CD后,显示屏上居然还是no!看片是“哥伦比亚人”,动作片,因为是1080P的,占用空间大,所以优先看它。女主火辣,场面火爆,可能在大银幕上效果才好。结束时把路由器和ADSL拨号器都搬到小房间了,我可能要“定居”小房间了。
7:40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后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过河后沿北岸东行至建北桥,返回南岸后西行经立交桥回家,8:30到家。今日未去抓药,老伴说既然状况已比较正常,暂时不去配了。
下午14:30去领蔬菜盒。昨天我将家里留存的一袋美国蜜饯给了森森。估计是去年海宁带来给老伴的,两袋中打开一袋,老伴说酸就放在冰箱里了,前些日子给了森森的女友。前些日子整理电视柜下的小柜,又找到一袋,索性都给了她,多少也有谢谢他的蔬菜票吧!
昨夜整夜下雨,延续到今日中午。午后,雨成毛毛。13:15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沿河东行至建北桥后过河,沿北岸西行至中北桥,过河经天水巷回家。13:45到家。
到达西安时,记得天气不大好,而且开始有寒意了。我们被安排住进西安交大。西安交大是上海交大支援西北时办起来的,开办时教师都来自上海。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了改变西北落后状况,从沿海大城市动员了不少科技人员支援西北,岳父当年也这样举家去了郑州,不过只待了一年多,就调回沿海,只是上海已开始控制进入,只能进入杭州,从此定居在杭州。
由于是新建的大学,建筑都比较新,很少有清华北大那种古建筑或带有古建筑风格的楼宇。西安交大留给我印象较深的却是食堂的饭碗,深棕色还是黑色?厚实、粗糙而笨重,表面还疙疙瘩瘩的,真怀疑承在碗里的饭恐怕没这碗重。不过后来我发觉那里的碗都那样。没想到今年到美国,儿子家里的饭碗也是那么厚实笨重,当然疙疙瘩瘩是没有了,造型也很明显是机械化产品。
看过北京的大字报,西安交大的大字报就一般般了,那些被点名的人物我都没听说过。于是又去了西北局。文革前,中共中央将全国划分成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几大区,在每个大区设立派出机构中央局。但行政上还是各省直接对国务院负责,所以有西北局书记,没有西北局局长。当时西北局第一书记时刘澜涛,好像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在报上抛头露面,所以在全国都有知名度。至于陕西省书记之类,只有当地人清楚了。当年解放战争时,这里是彭德怀率领的第二野战军打下来的,彭德怀留在这里的人较多。另外最早在陕北拉队伍打地盘的是刘志丹习仲勋,解放后,习仲勋调进北京,本来也没事了,偏偏去捣鼓小说“刘志丹”,被毛泽东批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些事都与西北地区有关,所以还真说不清、扯不断,用那时的语言说“西北地区黑帮势力埋得很深且盘根错节、阶级斗争尖锐复杂”。习老爷子后来翻身解放,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还是没能看到,他的儿子很快要当全中国的头号人物了!
看罢大字报就开始游山玩水了,不过西安那时没怎么好玩。兵马俑还埋在地下,无人知晓。也幸亏如此,没在“破四旧”时遭难。离西安不远的洛阳,有个唐代的白马寺,就被烧了。现在的白马寺是后来重建的。重建时还发现了一个唐代建造后未被人打开过的地窖,起获大批文物,也算坏事变好事了。好像骊山还在,不过“破四旧”后这些地方都半停关状态。西安的街道除了鼓楼附近比较繁华,其他地方都显破旧。逛过北京王府井、西单,这里就没什么看头了。
在西安街上转悠,吃了陕西名食“羊肉泡馍馍”。因为门口挂着这样的招牌,看着价格也负担得起,就进去了(记得还有一个同学作伴)。点了食物后,服务员端来一个大碗,给我两个大饼,这就是馍馍了,怎么没见羊肉啊?服务员也已顾自走开。我就看别人怎么搞,见他们把馍馍用手撕成碎片,我也把馍馍撕碎,放在碗里,很快服务员就过来拿走,然后交给灶台上的人,他将这些碎馍馍倒在一个煮开的大锅里,锅里是羊肉吧,飘来的羊肉香味很受用。没多久,捞起这些馍馍,加上汤汁,端到我面前,碎馍馍此时被泡得酥软,汤里还飘着少些羊肉,这就是“羊肉泡馍馍”了。店堂边上有一长桌,放着各种佐料,但要另收费用。我们就免了吧!只要不对羊肉有成见,这泡馍馍还是道美味,饭菜汤在一块,热乎乎的,从外面的寒风里进来,既饱肚又暖身,制作也简单。虽然不像南方菜肴那么精致,但也营养足够且解馋。
下一次到西安是大约二十年后,为了去咸阳考察彩色显像管项目,和同事一块去的。也吃了羊肉泡馍馍,但已不用顾客撕碎,买了馍馍由机器切碎。再后来去,是按重量计价了,切成碎粒的馍馍,称重卖,既方便也卫生。
带着羊肉泡馍馍的香味,我们离开西安,还不想回杭州,进了四川,到了重庆。
供电局昨天贴出通告,今9点后天要停电检修。我就免去早间的健步,在家上网。反正本本有电池,不会突然断电关机。一个上午下来,没见断电啊!下午13:20,下楼去走走,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后过河西行,原想到西湖文化广场再返回,但也许因为中午气温高,到立交桥已大汗淋漓,索性回家了。
老伴说我洗脸马虎,衬衫领子墨黑,今天看看,才穿了不到3天,领子已经黑了。想着在美国时我也穿3、4天,不见黑啊,这时突然想到,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的,无可奈何啊!
我们的专列到北京火车站是午后,由于毛泽东支持大串联,各地都把接待红卫兵当成大事。我们一下车就有汽车来接,那么多人住一起是不可能了,分别安排到各个中小学住下:大学生以外地人居多,恐不出来,中小学生停课后,白天来学校“闹革命”,晚上就回家了。至于铺盖,出来时就知道自带棉被,接待站就管分配教室做房间,在地上铺些草垫之类,另外还提供早晚伙食,记得是收费的。
从队伍分开安置后,再也没集中行动了。其它班的同学在哪里无人不知道也无人关心。当时还决定离开北京自行安排,实际就是解散了。我们一群人被安排在一个小学里(记得校名有个“紫”字),安顿好、吃过晚饭,天很快黑了,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也不敢走远。再说坐了一昼夜火车,也很累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开始大串联的正经事了。其实就是看大字报,到高校到机关看大字报。去哪里,各人自行选定。交通问题:免费坐公交车。连火车都免费了,这小小公交车还能收钱?那段时间,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也够辛苦的,要向北京市民卖票,但不能要求红卫兵买票。由于免费坐车,坐错了也不怕。记得买了地图,拿着地图在北京城里东奔西跑。
最初几天还是挺认真的,北大、清华都去过,看大字报也真当回事,有些同学还拿个本本抄大字报,我一向笔懒,就自行省略了。北京因为出于国家政治中心,大字报上披露的材料往往都很“高级”:动不动就拿中央大员说事。还去了中宣部和团中央,还赶上批斗“阎王爷”(中宣部被毛泽东批为“阎王殿”,里面的头儿就成了“阎王爷”了)。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毛泽东批他不支持青年学生反镇压学生,他无话可说。邓小平、胡耀邦在1957年反右派时是很卖力的,几乎都是赤膊上阵,邓小平到北大对北大学生说“中国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北大党委也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胡耀邦把他的副手也打成右派,很有“魄力”啊。这回轮到他们自己挨整了,处境和当年“右派”差不多:不能申辩不能反驳只能乖乖地(虽然有点违心)检讨,内心滋味当然不好受。也许是因为亲自体会了这种被冤屈的滋味,才会有他们重新掌权时为右派分子平反的举措。
没几天看大字报的劲头就过去了,多数人就开始“游山玩水”了。颐和园是开放的,故宫早就保护起来关门了:有红卫兵想冲进去破四旧的,周恩来指示赶快关闭,由军队守卫,理由么,“保留下来好好批判”啊。那时照相机是稀罕物,所以绝大部分人自己没法搞什么留影,使得天安门前的照相摊生意火了起来。那段时间人人各自为战,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晚上在住宿地照个面就行。颐和园、天坛当然去过,连动物园也去了,见到了在杭州没机会谋面的人类朋友。
我还去了天象馆,班里去天象馆的人我不敢说是唯一,但敢说屈指可数。我在中学时代就知道北京有这么个宝贝,这回到了北京,赶紧!幸亏那时设备还没坏,和“封资修”的联系也不明显,没被红卫兵盯上,让我圆了此梦。
早饭在接待站吃,午饭晚饭就得“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了。在计划经济年代,北京的供应是全国最好的:全国保首都啊。只是饮食习惯与杭州差异较大,面条是2两一碗,杭州的二两半一碗面这儿听着很奇怪:还有半两的?而且北京的面几乎没汤,完全不是杭州的汤面。偶尔还得吃点六谷糊之类,我倒也能吃下去。北京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水果丰富,比杭州便宜得多,尤其是葡萄,每斤才一毛来钱,杭州葡萄很少见且贵得多:要五六毛。那段日子,葡萄是吃得最多的非正餐食物了。
大批红卫兵进京,北京市当然负担很重,要想法把这批人打发出去,但红卫兵有个说法:我们是来接受毛主席检阅的,要见过毛主席才肯回去,这在当时是“天字第一号”的理由。于是天安门广场又要开大会了。记得我们参加的那次大会是9月15日,前一天接待站就通知大家明天在接待站集中参加重要会议,大家也知道是什么事,早早候着了。
15日那天有车把我们送到长安街西段某地,然后队伍步行进广场。沿途还有一些中小学生送茶水给我们,倒蛮有亲切感的。那天究竟有多少人在天安门广场,恐怕没人说得清,不过报纸上喜欢“百万百万”地报道。靠近天安门的区域是进不去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那时人们看报最关心的就是这名单组成和名单上领导人的排名,因为它透露了高层的政治走向。那次会议是谁讲话已记不确切了,似乎江青、林彪都讲话了,第一次听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感到腔调很怪,但谁也敢说。
那次毛泽东没乘敞篷车,在天安门城墙上挥挥手算检阅过了,后来听说中间曾走下来过,我们离城墙很远,没看见。我也没那股子劲挤到城墙前去。
大会过后,我们这批学生就该离开北京了,后面还有大批红卫兵正源源不断地涌到北京来呢!这时才知道离开北京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要走的人太多了。还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肯那么快回杭州了,还想到别处去“经风雨、见世面”呢!
我们班分成几个小组,各自行动。我们这个组决定去西安,在火车站凭学生证领到车票,但不能按车票规定的车次上车:前面排队的人太多,后来在车站门口广场上排了近一天队,也不管车票班次对不对,挤进车站月台,上了车,终于离开北京,驰向西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