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的正式名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应的组织从省、县、公社(如今是乡)、生产大队(如今是村)依次是工作总团、团、队和组。每个工作组管一个大队,人员包括几个脱产干部(现在叫机关干部、公务员)和若干大学生,组长负责全面,其余人员每人分管一个生产队。人员充裕时会有一名脱产干部带一个大学生。
与以往下乡不同的是,工作组全体人员不集中居住,而分散住在各人负责的生产队某户贫下中农家里(成分是50年代土改时划定的),我的房东是单亲家庭:母亲和快结婚的儿子,儿子是大队团支部书记,那时算是比较可信的人了。因为有两个全劳力而没有吃闲饭的经济条件在队内算不错的,所以伙食还比较好。工作队统一规定我们每天交房东的伙食费金额,好像是0.3元,比学校里便宜多了。房东经济条件好的,吃得好些,很穷的吃得就差(我班就有那么个倒霉的)。大学生的房东是工作组选定的,一般不能更换。工作队进驻后,管运动(就是开会),生产由原领导班子管。其实我们这些大学生也不懂农业,即使农大的学生也不见得懂多少。白天大部分日子在组里开会研究工作,不开会的日子下田劳动,因为在中学里多次下乡务农,所以这事不太难,一些农民还惊奇,大学生居然会干农活!在那儿我连用橹摇船都学会了,能一扭一弯地摇着船到镇上去,当然要农民陪着。
我们班进驻的公社是水稻产区,一年三熟:春花、夏粮、秋粮,即使在那个年代,种粮是没有赚头的,队里的会计给我算过一本帐,收获的粮食按市价计算,能支付成本就不错了,但是必须种:一要缴公粮(这会计还挺有使命感,说种田缴粮是从古至今的规矩,天经地义的事),二要吃饭(那时候国家粮食只供应城镇居民不供应农村,除非遭灾)。幸亏那个地方能养蚕,靠卖茧子来钱。不过养蚕是件技术活,如果出了差错,蚕宝宝染了病,那就血本无归了。养多少张(蚕种是买来的,蚕蛾下种在一张纸上)也要估计准确,少养了收入少当然不好,但养多了也有风险。蚕宝宝在吐丝前特别能吃,如果这时候桑叶供不上,蚕宝宝挨了饿,就不会吐丝,即使吐丝茧子质量也很差,卖不起价钱,最糟糕的情况是完全不成熟,饿死了。因为各生产队养蚕基本同步(按节气定的日子),这时候各队的蚕宝宝都猛吃桑叶,那几天桑叶基本买不到,即使买得到,价钱很贵,这个批次的茧子成本就高得出奇,有些生产队只能倒掉部分以保证余下的蚕宝宝。所以每次养蚕都是全队关注焦点,会养蚕的少数农民报酬(工分)也比较高。我在村里只知道在养蚕了,那些养蚕的屋子是不进去的,怕万一蚕宝宝生病,麻烦就大了!
虽然打着“社会主义教育”的旗号,但具体工作中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却不是理论问题,需要明确标准。当时就拿“六十条”做标准进行对照。这“六十条”的正式名称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也是中共中央文件,具体条文现在都忘记了,但一个关键点记得很清楚:“六十条”当时农民还是接受的,只是向工作队提出疑问:这几年政策多变,这回政策能维持多久?我们就引经据典地拿着“六十条”,说哪些是“六十年不变”、哪些是“三十年不变”。后来的事实是,1966年下半年,“文革”一起,“六十条”成了刘少奇搞的修正主义货色,批倒批臭!六十年不变?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从那时起,我再见到类似的说法、就嗤之以鼻!
那个年代,农民不准经商、不准外出打工,办厂更是天方夜谭。为了增加些收入,养鸡养鸭养猪都有,但这些家伙要吃的饲料绕来绕去离不开粮食,所以很受限制。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因为羊吃草就行。田间休息时,农民就背着草篓,在田间底边割草以回家喂羊。但是养羊也受限制:能割草的人不多,生产队也就那么点田地(我记得我在的队,人均也就两分多地),不能到外队去割啊,人家也要养羊的。所以母羊产下的羊羔,多数立即宰杀:羔羊皮卖给供销社还能值几个钱,羔羊肉也可同时卖,也可自己吃。当地风行给羊屁股记工分:因为羊圈里垫的草混合了羊的排泄物,是很好的肥料,规定这肥料一律交公,不准用在自留地里,生产队给每只羊记工分,参加年终分配!
农村的伙食虽然简单些,但最突出的优点是新鲜!在房东家里吃了大半年饭,有两顿饭的菜印象特深。一次午饭,家里没菜,母亲让儿子去竹园里掘几支笋来,从菜缸里捞出几颗腌菜,从笋出土到菜上桌,也就十来分钟,农村里也没味精之类,但这碗春笋雪菜味道好极了!另一顿就是新鲜羔羊肉了,味美、肉嫩,简直入口即化!
至于四清四不清,主要靠农民揭发,重点是清经济。基层干部贪点小便宜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大的贪污之类是很少的,毕竟经济总量就那么点,能揩油的空间太小。至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也就那么回事,看看当地“地富反坏右”老实不老实,干部们与他们是无划清界限等等,如此而已。
人在乡下,很少看报,更看不到“参考消息”。它是一份专门刊登外国通信社新闻报道的内部刊物,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大陆报纸只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中苏关系好时还登些塔斯社的稿子,后来中苏反目,塔斯社也被逐出版面),但为了让领导干部掌握外界情况,就由新华社组织翻译国外新闻社的新闻稿,登在“参考消息”上,开始要县委书记才有资格看,六十年代开始向大学生开放,不过是单位订来展放在食堂之类场所。到了乡下,别说“参考消息”连公开的报纸都很少,那时收音机还很少,更没有电视,有线广播是有的,不过很少人感兴趣:大部分都是当地生产如何好之类。不过,国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还是不可阻挡地开始影响我们了。
再早出现的影响就是学毛选了。工作队还在公社礼堂开了大会,动员学毛选。动员报告是我们组的副组长做的,他倒是花了功夫准备,不过基本就是理论到理论,无趣啊!讲的人可谓使出浑身解数,听的人却没精打采,眼看这个动员会要“走过场”,工作队长出来“补充几句”,他一“补充”就反客为主了,深入浅出,抑扬顿挫,整个会场的气氛马上被调动起来。我算是领教了这位基层干部的口才了。
虽然做了动员,真正要学毛选却有点难:书少啊!有几本单行本就不错了。回到队里,还是二十三条加六十条。不过,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变化之大,当时地球上恐怕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知道。1966年春,开始接二连三地有大人物出事了!
7:35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过河沿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返回南岸,东行经立交桥回家,8:35到家。下午13:15下楼,去市中医院配药:据说因计算机锁定配药数量,有一种药不够全疗程所需,特去补充。下楼时顺便将几件食品交给森森,是报社所发蔬菜箱里保质期较长的品种如鸡蛋、大米、干菜。
7:25出行,经立交桥至运河北岸,西行至西湖文化广场桥后过河东行至建北桥后回北岸,西行至上塘河东岸后转向北行至施家桥,在华润超市购物无获,再去“老百姓”配药后经立交桥回家,8:55到家。下午13:15去吴森彬家小坐后回家,11路公交车往返。
大串联发生在当年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那场政治风暴初期,1966年秋。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一年。要理解那一年的事,就要追溯到前几年,我们不细说历史,就从1964年开始说起吧!
1964年上半年我念大二,下半年升到大三。文革前本科学制是五年。二年级的任务是结束基础课(数理化、电工基础等工科学生都要学的课目),以便三年级开始专业基础课(本专业特需的基础课,对我学的专业是真空技术、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等课目)。因此,浙大无线电系的学生就要多搬一次家,一年级各系集中在文一街二分部(其校舍现今成了杭州电子工学院),二年级搬到本部(现今浙大玉泉校区),因为无线电系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和电工基础要到两年级才学完,而相关的老师、实验室都在本部。二年级时我们归电机系管理,连吃饭都在电机系食堂(各系食堂分开,学生不能选择非本系的食堂)。1964年秋,升到三年级的无线电系62级5个班(浙大以进校年度命名班号)5个班脱离电机系管理,搬进三分部,现在那儿是一个法学院了。
回想起来,二、三年级的生活已经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了。中苏两党由内部分歧发展到公开论战,国内阶级斗争成了一切的“纲”,整个社会生活全绕着这个“纲”转,连“中共党史”课的期终考试题目都是“谈谈对学校里阶级斗争特点的认识”。
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倒是安安分分地读了一学期书,虽然有政治运动,上课还基本不受影响。到1965年春的第二学期,不知哪个高人出的点子,说是“电真空器件材料和工艺”应该到工厂去上,全班被带到杭州电子管厂,住在附近的工艺美术学校(也就是现今工程院副院长潘某人的母校,那时他学的是工艺美术,美化花布花手帕之类,他发达之作就是编了一个设计花样图案的程序),在工厂食堂吃饭。当时杭州电子管厂生产任务很饱满,我们35个免费劳动力,都被安排顶班干活,上课成了点缀,尤其外语,刚开始学的第二外语英语,就完全停止了。
1965年秋,我们结束了整整一学期的“实习”,也没什么认真考试,升到四年级,回到三分部(那时工科大学生一般实习三次,第一次是“认识实习”,一般也就个把月)。刚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又停课了。毛泽东说大学生要到阶级斗争的大课堂里接受教育。浙大和全国很多大学几乎全部听课,下乡去搞“四清”。所谓“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简称。
那个年代,什么事情都要有中央文件。对“四清”影响较大的文件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批发的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那个文件的水平我看也不高,啰里啰唆、不得要领,被毛泽东狠狠的批了一通,“枪毙”了。不过组成工作组的做法被保留下来,后来居然成为导致刘少奇垮台的导火索。代替桃园经验的是一个简明扼要的文件,因为文件内容分成23条,大家叫它“23条”。这个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简称为“走资派”)的概念,实际为后来打倒刘邓(小平)埋下伏笔:一年后他们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估计颁布23条时毛心里已这么看待刘邓了。
几十万的大学生下乡搞四清,是23条颁布后的事。学生下乡,在毛泽东时代是经常的事,我从初二就开始下乡了,先是学校“勤工助学”(不过学生没有报酬,白干还自掏饭钱),在乡下办农场,弄了些地,种些番薯之类。后来的事就有点离谱了:每逢农忙季节(一年三忙:春耕插秧、夏收夏种、秋收冬种)就要组织学生下乡支援,有时还组织城镇居民去支援,而且都自带伙食。其实农民完全干得完,不过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后,大锅饭、瞎指挥使农民积极性大受打击,出工不出力。进了大学后,这类“义务劳动”倒是停止了,但四清又把大学生赶下乡了。而且这次不是十天半月忙完就回校上课:下去的时候没说明要待多久,只知道最少半年吧!
1965年10月下旬(记得是10月25日),整个浙大几乎倾巢而出,到了农村。
7:05下楼,去延安新村,打算乘12路公交车到玉皇山路再沿西湖边走到少年宫广场,不想因地铁施工,杭百、银泰一带路面大部分被圈成工地,大部分公交车包括12路都改道了。索性步行到少年宫广场,再沿湖滨走到钱王祠,8:05乘38路回家。因为是双休日,车少,路面通畅,回到家才8:35。天气很好,我就在家待着,等老伴烧好吃的吧,阿姨带回杭州一只自家养的鸡,分了半只给我们。据说这鸡在市场上要买50元1斤。
7:45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过河,沿北岸西行至上塘河后沿上塘河北行,至文晖桥北,沿文晖路西行至沃尔玛超市购物。从超市出来后步行回家,9:00到家。
自己给“往事如烟”规定了“那些儿辈以前没碰到过今后也不大可能遇到的事”,算是作茧自缚了。我这个碌碌之辈,能想出些什么来呢?左思右想,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联”。今后中国大地上会不会发生类似文革那样的政治动乱,难说,但“大串联”那样的荒唐事恐怕不会再有了。上千万红卫兵(主要是大中学生,也有少量在职人员)免费乘火车、汽车,造成的混乱空前绝后。毛泽东这个近乎疯狂的举措,举世罕见。这个“选题”还请本博客的读者发表意见,若不受欢迎就“枪毙”了。
8:15下楼,在市体育馆搭28路,到达曲院风荷已经9点了,而老马到达已经9点了:因为堵车。昨天说好的安排是去参观菊展,他已经去过一次,算是陪我的。不过显然我想到得太迟,很多菊花已经谢了,甚至有枯萎的,已被掘出堆在路边等候处理了。就算散步吧!逛了一大圈,因为天气好,太阳暖洋洋的,无风,很舒服啊!发发牢骚,谈谈子女。他的孙子已读小学了,儿媳“解放”后,去考证做了房产经纪人,似乎现在房产市场不好,收入不丰,也许是谦辞?
不觉就到11点,个人还是乘来时的公交车回家,他还带给我一包音乐光盘,供我调试用。回到家已11点半了。
8:10下楼,沿中河南行,至丰乐桥南左拐弯、再右拐弯至小营卫生服务中心抓药后逐车骑回家。下午2点半骑车去运河北取菜。
7:20下楼,经立交桥至运河南岸,东行至建北桥后过河,沿北岸西行至中北桥后去新丰朝晖店买包子,然后经中北桥、天水巷回家,8:35到家。原想明天去景区逛逛,猛然想到明天是周四,要去抓药,只得改期了。
新增一个类别:往事如烟。人老喜欢回忆往事,记得我爸当年喜欢讲他年轻时的经历,记忆中最鲜明的是抗战时期,他在沦陷区与游击区之间跑单帮(贩中药),被伪军抓到,险些丧命的经历。不过老年人往往记不得自己已经讲过,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以致年轻人厌烦,会嚷嚷“耳朵起老茧了”!如今我也老了,碰到什么事就会触发记忆中的往事,为了避免唠叨N次,招人厌,还是“写”下来吧。尽量挑那些儿辈以前没碰到过今后也不大可能遇到的事写,归在“往事如烟”类里。只是本网站似乎不接纳汉字标题,我又翻译不了,只能凑合了!

